判词是重要的法制史资料，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判词主要见于《文苑英华》和《全唐文》。在总数约5万件的敦煌遗书中，法制文书占比并不高，《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中收录了法典写本及判集残卷29件，其他如判词、争讼状牒、法律档案等残卷几十件，其中包括5件唐代判例，但大多为“科判”，属于实际断案所写的“案判”并不多。这些判词格式固定，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款款合律、文笔朴素、剖析具体、事理贯串，显示出相当高的法律解释和推理水准。
唐代判词中“法理情”的融合
为父杀牛判
“判题：韩孝随父行，牛惊抵人，恐损父，遂以刀杀牛，牛主论告孝，请价陪填事。判词：天经地义，道冠生灵，立身扬名，德光终始，见危授命，宣尼以为美谈。临难捐躯，马迁述其遗烈，韩孝忝曰人子。先随父行，逢莹角之初，惊似冲燕垒，遇奔蹄之暂跃，若走秦郊，仓黄怡性之忧，倏忽虑庖之患。霜锋一举，若庖丁之刃游，冰锷聊挥，似宰夫之断割。原始虽称犯罪，要终未可论辜，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酬价匪亏公理，与直有惬私家，庶叶平反之词，以表从轻之典。”
这一判词出自《文苑英华》，案情是：韩孝与父亲一同出行，途中遇到因为受到惊吓而四处冲撞的牛，牛正要用角抵撞行人，韩孝担心牛伤害父亲，当场用刀杀死了牛。牛主人状告韩孝，要求他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判词首先指出“天经地义，道冠生灵”，承认孝道的价值，紧接着肯定了韩孝的义举，称其“见危授命”“临难捐躯”，为“人子”楷模。随后论述法理，《唐律疏议·厩库》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此条明确将屠杀官私马牛定为刑事犯罪，无论杀牛者身份如何，也不论杀牛动机，均需承担刑责。此外，《唐律疏议》还规定：“畜产欲抵啮人而杀伤者，不坐、不偿。亦谓登时杀伤者。即绝时，皆为故杀伤。”判词称韩孝“原始虽称犯罪”，即认定其“恐损父”而杀牛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但“要终未可论辜”，认为韩孝“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所以“酬价匪亏公理，与直有惬私家，庶叶平反之词，以表从轻之典”，即虽然韩孝的行为违法，但考虑到其行为是为了维护父亲的生命安全，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且体现了见义勇为，最终判决韩孝以赔偿牛价代替刑罚。
这一判词体现出唐代司法在“礼法结合”原则下，对“孝道”等儒家伦理以及父子亲情的灵活考量，既坚持了法律规定，又维护了伦理、亲情，凸显了《唐律疏议》“半准乎礼，半准乎法”的二元价值取向，是融合“法理情”的典范。
取桡致殂判
“奉判：郭泰、李膺，同船共济，但遭风浪，虽被覆舟。共得一桡，且浮且竞。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遂蒙至岸。膺失桡势，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讼公庭，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供推膺取桡是实。郭泰，李膺，同为利涉，扬帆鼓枻，庶免倾危。岂谓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遂乃遇斯舟覆，共被漂沦。同得一桡，俱望济己。且浮且竞，皆为性命之忧，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沈魂，随逝水而长往，痛兹沦魄，仰同穴而无期。遂乃喧诉公庭，必仇郭泰。披寻状迹，清浊自分。狱贵平反，无容滥罚。且膺死元由落水，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
这一判词出自唐代敦煌文献《文明判集残卷》（编号P.3813）。该判集中的判文均以“奉判”起首，结尾附“并各下知”等程式化用语。判词主文采用骈文写作，在事实陈述中强化感染力。有学者认为这类判词所涉及的案件人物、事实、法律争议均源自现实，裁判逻辑符合唐代司法实践，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唐代司法情况。
该案案情是：郭泰、李膺同船共渡，遭遇风浪，船翻落水，二人“共得一桡，且浮且竞”，郭泰力强“推膺取桡”，李膺因“失桡势”而死亡。李膺之妻阿宋认为其夫死亡是郭泰造成的，因此“喧讼公庭，必仇郭泰”。
判词首先明确了事实“泰供推膺取桡是实”，主观上“同得一桡，俱望济己。且浮且竞，皆为性命之忧”，为了自救而争夺桡；客观上“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遂乃遇斯舟覆，共被漂沦”，环境恶劣、风险很大。随后强调“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将李膺死亡归因于自然灾害，切断郭泰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增加了判定郭泰无罪的可接受性。同时，《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诬告者须承担其诬告罪名对应的刑罚。针对阿宋是否因“诬告”而“反坐”，判词考虑到“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即轻易地判断对错或施加惩罚过于草率，遂判“宋无反坐”，体现了对律条的灵活运用，实现了“法理情”的和谐统一。
唐代判词中融合“法理情”的启示
何为“法理情”？简言之，“法”是高度抽象化的“理”和“情”；“理”是经过洗练的“情”；“情”是补充。三者并非对立，需要综合考量运用，以提升裁判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唐代判词往往严格援引《唐律疏议》等律令，即“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体现出律令为纲的特征。当律令无明文时，以儒家伦理等为裁判依据，如援引《春秋》“子为父隐”精神，豁免义子藏匿养父之责；承认“惧死求生，人之常性”，将求生本能正当化为免责事由。在“情”上体现司法的包容性，强调体恤伦理困境和修复社会关系。通过“法理情”的融合运用，唐代形成了极具韧性的纠纷化解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构建“披寻状迹—清浊自分—量情裁判”的逻辑链
唐代判词在综合运用“法理情”时，强调逻辑链条的构建，即通过事实认定、法律要件拆解论述、情理补强的逻辑链设置，从事实、证据、归责、衡平等方面进行有逻辑的法理分析，展示“法律本于情理而立”，从而符合社会朴素认知和道德观念，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
首先，注重事实还原，如在“取桡致殂判”中，详细追溯覆舟、争桡、推搡的完整过程，建立时空行为链。同时，比对当事人供述，“泰供推膺取桡是实”，固定了案件事实。
其次，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定性与逻辑推理确定责任，如在“取桡致殂判”中，明确定性了死亡原因，“膺死元由落水，覆舟自是天灾”；通过分析推理确定了责任承担，“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
再次，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兼顾人伦、家庭、道德等人情，如在“为父杀牛判”中，判词认为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韩孝的行为本来构成犯罪，但其行为符合人伦、孝道，属于见义勇为，因此以赔偿代替刑罚，在清晰论述责任的同时，实现“法理情”的融合，体现出对于伦理的关怀和社会关系的修复。
运用语言精练、修辞生动的表达技法
唐代在综合运用“法理情”说理论证时，擅用表达技法，使判词繁简得当，分析问题具体，论述观点前后贯通。
首先，语言精练。唐代判词适用固定的开篇范式、逻辑术语，正确反映当事人主要争点，繁简得当，提升了文书效率。如“为父杀牛判”的判题为“牛惊抵人，恐损父，遂以刀杀牛，牛主论告孝，请价陪填事”，一句话既说明了案情也明确了诉请。判词中“原始虽称犯罪”中的“虽”字通过转折句式平衡情法，是典型的唐代判词风格。再如“取桡致殂判”以“奉判”开篇，判词以四字句为主，如“巨浪惊天”“痛兹沦魄”；简短的语言中因果论证层层递进，如“同得一桡，俱望济己”“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这两篇判词仅用几百字就完整呈现了案件全貌和法律推理，体现了唐代判词语言之精练。
其次，修辞技法成熟。唐代判词除运用对仗、排比、设问等基本修辞技法外，还融合了独特的司法表达策略，结合文学性与法律论证需求，形成特色修辞体系。“为父杀牛判”通篇采用四字、六字对仗句式，如“天经地义，道冠生灵；见危授命，宣尼以为美谈”；并通过引用经典增强判词的权威性，如援引《论语》中的“见危授命”论证护父正当性。“取桡致殂判”中运用了设问，如“膺死元由落水，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以此强化论证。
面对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判决若能对复杂的法律问题进行剖析，分析其法理、事理、情理，将有助于在法律范围内寻求案件办理效果的最优解，使实质性化解纠纷成为可能。唐代判词注重对“法理情”进行充分论证，对于增强社会法治信仰、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彰显司法的人文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下提供了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