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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司法图景
来源: 作者:王勇 发布时间:2013-11-04

为什么近年来,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各级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就当前中国司法或人民法院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达成共识。依照官方的即主流的说法,当前人民法院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功能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当前各国司法面临的三大基本矛盾:一是“司法资源稀缺性”与“司法需求扩张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司法专业化”与“司法亲民化”之间的矛盾;三是“司法正当程序”与“诉讼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各国司法面临三大基本矛盾》,《法制日报》2006年9月22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以上两种说法,其实并无实质上的差别,而且均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共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面临着司法服务供给的“低效率”问题。比如说,“司法正当程序”与“诉讼成本高昂”之间这样一对矛盾,在前信息时代,或者说在前现代社会,其实并不显著,因为在那样一个相对传统封闭、社会流动性不高的时代,需要由国家司法机构最终调处的社会纠纷在总量上并不多,而且参与诉讼当事人的机会成本也不高;但是,进入现当代社会以来,却突然过渡到一个“诉讼爆炸”的时代,参与诉讼当事人的机会成本显著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势之下,漠视效率、单纯地以追求狭义上的“公平正义”为目标的传统司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诉讼当事人的需求了。现代诉讼当事人不仅需要公正,而且更需要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这一经典的司法格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诉讼当事人的切身体会和实质诉求。

效率与正义之间的不可分离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变成一个真实而紧迫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价值取向上,效率与正义已经成为同一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在现代诉讼当事人的心中,没有效率的正义是不可想象的。职是之故,如果进行一个更为直白而简明地概括,当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可以表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规模化、高效化的司法服务需求与传统的个体式、低效率的司法作业方式之间的矛盾。在今天,法院案件积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司法腐败问题已然成了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头号问题。

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当前人民法院所面临的深层次的、基本的矛盾,其实并不是所谓正义需求与不公裁判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规模化、高效化的司法服务需求与传统的个体式、低效率的司法作业方式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只不过是“搭乘”在后一个矛盾之中而被进一步彰显出来而已。事实求是地讲,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强化司法功能,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具体而言,就是彻底改变法院以往松散的、合伙式的内部结构模式和作业方式,将法院“重构”为一个整体的、高效能的司法“机构”或“公仆团体”(a body of public servants)。法院需要从“精密司法”判决车间转变成“民主司法”公共领域。一句话,只有深化法院“科层制”(bureaucracy)取向的改革,才是应对我国当前司法主要矛盾的唯一出路。

任何制度其实都是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压力的“副产品”,是历史的产物。法院的科层化不只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无奈选择,而且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科层制法院是公力救济的国家化垄断和社会纠纷调处的规模化需求所带来的一个必然产物,传统的、非常个人化的“魄力型”法官淡出是其必然代价之一,当然,还有法官行为的驯化。法院(甚至包括基层法院的)整体性的科层化取向,只是在目前我们认知能力所及范围内的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安排”,是新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尚未从整体上重建起来之前的一个必然选择。追求最优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达马斯卡指出,进入现当代社会以来,不仅美国法院系统存在科层化的倾向,而且在上诉法院中已较早出现这一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通过20世纪的改革开始转向科层式运作模式,法院制度正在接近欧陆模式(左卫民:《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以证据案卷为重心 》,《法学研究》2007第6期)。可见,法院的组织形式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科层化,普遍性地建设理性司法系统的努力,已经不是一种所谓“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了,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趋势。当然,在具体的运行模式下,基于各国传统底色的“浇筑”,仍然使其显现出一些个性化的色彩。

由于受到财政成本及技术方面的约束,中国法院的科层化建设——法院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集成”和快速的信息沟通链接——并不容易。在实践中出现的往往是“半科层化”,甚至是“假科层化”的法院组织系统,法院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功能极不匹配,设置极不合理,非但不能产生分工协作下的效率,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比如,法院内部的“断藕现象”———法院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与其正式职务经常迥然不同,而不同审判庭工作量的极度不平衡——更是一种常见现象(刘思达:《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另外,传统司法中强调法官个人魅力和独立人格因素的历史心理惯性仍然很强大。说实话,过分强调法官个人魅力和独立人格因素,与科层化取向的法院改革是不相容的,这正是法院的科层化取向改革遭遇强大的社会大众心理(“清官情结”),甚至是“精英心理”抗拒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为什么“清官情结”或“精英司法”的心理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这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时期都在产生法官“自由心证”下的裁判,在社会大众心目中,法官的人格及其形象就是魅力型人格及其形象的典型代表,没有任何职业人士的人格魅力能与法官相媲美。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大法官”(Justice)本身就是“司法”和“正义”的化身。然而,人们并没有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已经或正在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境:公力救济的国家化垄断和社会纠纷调处的规模化运作。这样的时代,需要的是一个规模化、高效化和程式化进行“司法作业”的法院系统。司法已经从传统“小社会”的“多个法官”时代过渡到现代“大国家”的“一个法院”时代。人类心理总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对传统的法官形象总是念念不忘,人类社会进入当下这个“诉讼爆炸”并几乎完全需要公力救济的时代的时间还很短,因此,在心理上还无法快速适应一种以规模化方式运作的裁判方式或案件制作模式。

现代网络及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引入,却给中国法院系统快速地进行科层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一个契机。众所周知,多年来,通过司法公开来促进司法公正,一直被看成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收效都不太显著。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近年来,各地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却为这一改革成效的快速彰显带来了重要机遇。这要归功于互联网和各种信息技术软件的出现。审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及其快速现代化转型,使公开“倒逼”公正得以真正可能。与此相伴随,国家的治理模式也开始由过去的“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性治理”转型。

不可否认,在此之前,一直都有诸多“倒逼”司法公正的因素存在,但都没有像信息化建设这一因素对司法公正的助推那样来得显著,来得高效。同样的管理,其绩效可能在前信息时代并不彰显,是事倍功半;但是,在信息技术引入后,则突然彰显。在公开“倒逼”公正的司法改革中,信息网络“技术”之功,不可漠视。信息网络“技术”的成功引入,意味着在司法领域第一次真正装备了“国家之眼”(Seeing Like a State)。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低成本的促使法院审判行为公开透明的技术手段,公开“倒逼”公正就没有可能真正实现。只有当群众监督和法院审判管理的信息费用降至成本预算可接受的合理水准的时候,深嵌于现行中国政法体制中的司法机关的行为才能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开实质性的步伐。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任何改革本质上都无法进行前瞻性地“规划”或“设计”。因此,大部分的改革愿景,只有当其推进、演进或“试错”至一定的“节点”上时,人们才能相对清楚地看到这一改革的目标轮廓;在这之前,改革往往处于探索性阶段,改革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其实都无法准确地刻画改革的清晰图景。当迈入信息时代的门坎时,我们大致已看到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轮廓——这就是高效透明、廉洁公正的科层化法院体系。

 

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在所谓“主审法官制”与“法院负责制”之间徘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司法,还是“法官”司法,而是“法院”司法的现实可能性问题。主要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论”的问题。法院也同样面临着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防范个别司法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困境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院作为一个由众多审判人员组成的“聚合体”,其抽象的、单一的“主体性司法意志”无法真正体现出来,较有现实可能性的却是法官的“司法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如果法院内部不能通过有效的、低成本的信息网络链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科层化的、分式协作式的运行机制的话,法院抽象的、单一的“主体性司法意志”就不可能真正体现出来,能够体现出来的只能是单个法官或法庭的司法“意志”,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在法院内部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同案同判”。审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及其快速现代化转型,为“法院”司法,而不是“法官”司法,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这就意味着,信息时代的司法,需要更多依赖于“法院”自律,而不仅仅是“法官”自律。单个法官自律的总和也并不必然等于法院自律。这其实就是“审判管理”应运而生的深层意涵。现代法院作为复杂社会中冲突的回应-治理机构,功能不断分化,在内部组织设置上表现为庭室不断增加,整个法院组织科层形态加剧。所以,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自律,就成为首要的问题,完全依靠道德来实现法官的个人自律,是极不现实的。即使能够实现,单个法官自律的总和也并不必然等于法院自律。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把法院凝结成一个单一的“人格主体”。在我国,法官数量大、专业素质较低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可以而且可能也需要实施更为严格、效力更大的考核机制。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了《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数编制办法(试行)》,算是其中的应对措施之一。

与此相关,信息时代的司法威信会逐渐转向“法院”的威信,而不是“法官”的威信,只有从整体上提升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法院的威信才能得以确立。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司法威信是法院最重要的符号资产,民众信服和信任是法院的生命所系,而中国司法当前的病症恰恰在于威信或公信力的丧失。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是未得要领。其实,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的丧失本身并不是前因,而是后果。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制度转型或过渡本身所带来的行为“失范”——从强调法官的威信到强调法院的威信这一过渡阶段所导致的权威的双重失落。一旦经由信息技术等有效的信息链接机制使法院的科层化真正确立起来时,法院的(整体的)威信会有一个极速的提升,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科层化的边际收益会递减,进而会回归到一个均值的水平。这是因为在科层化形成之初,法院内部的各个子系统还没有习得各种新式的“潜规则”来“抵制”或“应对”信息化科层制的高效运作。因此,重建司法威信,是要重建法院的威信,还是法官的威信?这个问题很重要。情势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在二者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了。同时,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内,重建的显然是法院的威信,而重建法院的威信,则首先需要法院内部各个要素的有机整合——这就是以法院审判管理为切入点的科层化法院的建立。

由法院“替代”法官,类似于科斯定理所阐释过的企业“替代”市场,是以法院内的“有形之手”(审判管理)来替代此前单个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事实上的“市场交易”(“无形之手”),旨在实现纠纷解决的规模化效应,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建构。分散的、单独的、具有魅力型或传统型人格的纠纷调处者时代是前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国家通常都是“最低限度”,或“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波斯纳的研究已揭示出,类似于初民社会的“最低限度”或“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其主导性的治理方式基本上都是依赖于魅力型或传统型纠纷调处者的事后救济。进入现代社会,大型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基本都已建构成熟,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其显著的标志是:公力救济全方位取代私力救济,法院日益成为一个垄断性和规模化的纠纷解决机构。现代法院审判的流程式、节点化管理,类似于现代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福特生产线”。现代法院的“产业”性质,既不同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同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针对大量民间纠纷的调处,现代司法似乎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但是,从案件及其司法文书的规范化制作方面来看,却具有“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征。面对法院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状况,与其进行得不偿失的高难度“减人增效”,还不如进行内涵式建设,实现法院生产的规模化效应。解决“司法正当程序”与“诉讼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出路在于司法作业在专业化分工下的“规模化生产”。这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有共通之处:专业化方式协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在法院案卷实现数据化传输的情况下,今天的审委会已不像过去的审委会那样“只判不审”,而是有条件对案件相关全部信息进行审阅,并对案件的事实和争点作出较为理性的甄别和判断,这就使具有专家委员会性质的审委会对案件研判实现“集思广益”变得更具可能性。所以,在信息化技术的保障之下,法院的“规模化生产”具有了某种可能性,其质量也许并不会低于传统法官的“人体化生产”。毕竟,传统司法者的作业方式也是不经济的,法官只能一事一议,一案一办。如今,一个高清摄像头,就几乎可以“一劳永逸”地监控成百上千人的行为。这就是传统司法职业的危机。传统司法职业危机的背后,一定是有更强有力的竞争者出现了!(王勇:《司法职业的危机?》,《检察日报》2012年9月27日)这就是现代技术武装下的高度科层化的行政机构,以及可以“规模化生产”的现代法院组织,当然,还包括更为人性化的、更多专家法律人组成的民间或半民间的仲裁机构。

与规模化的司法作业相伴而生的,便是日益形式化的、标准化的司法文书制作。司法文书写作风格的格式化、公文化和形式化是信息时代法院“法律生产”的显著标志之一。信息时代司法文书的典型风格是“形式理性”,而不是“宏大叙事”。苏力的研究证明,司法断案在古代世界各地更多的是一种裁判者个人魅力和智慧的展现;而在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法官日益官僚化,司法意见日益形式化(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即使是权力很大的美国法官,其司法判决的风格也有一种整体的倾向性的变化,对此,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曾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工业化之后已经从先前的“宏大风格”转向“形式化的风格”(参见 Karl N . Llewellyn,The Common Law Tradition:Deciding  Appeals,Little,Brown and Co.,1960,pp.35—39)。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司法文书的形式化、标准化,其实也就是“法院“司法,或者说是规模化“司法作业”的一个必然代价。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承受的代价。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出台,也算是追求司法形式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努力。

韦伯当年曾经设想到了司法高度形式理性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像“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依法审判”模型,并想以此来嘲弄司法形式理性化的历史“宿命”。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人们的预料。今天的司法尽管还没有完全标准化到“自动售货机”的地步,但是其形式理性化的演进程度已令人惊叹。今天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已远远超出了韦伯当年所看到的一切。人口开始了大规模、大地域范围内的流动,伴随着“村落的终结”和“农村的消失”,城镇化聚居的速度空前加剧,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分散的民间社会组织及其纠纷调处资源已被彻底瓦解。这就使得传统的基层法院面临着案件剧增的形势,不只是要负责“事实审”,还要关注“法律审”了;不只是要实现“纠纷解决”,还要实现“规则治理”。法制统一的使命开始变得更加紧迫,也更为重要了。

当迈入信息时代的门坎时,我们大致已看到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轮廓。近些年来,法院管理朝着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甚至是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在法院内部一个基本具备科层制形式的管理体系已经形成,在有的地区,有些法院甚至已经采取国际质量认证体系的标准进行法院管理。这个趋势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的各级法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来讲,审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迟早的事,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法院院长都能够前瞻到这个趋势,并认识到以司法公开来“倒逼”司法公正对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深远意义,更不用说以身体力行、勇于担当的姿态来积极主动地推动这一改革了。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一些基层法院和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在这一改革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法院的院长,大都受过系统的、高层次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全新的知识结构。他/她们以锐意进取、高瞻远瞩、敢为天下先的姿态,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了法院系统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工程,在司法服务信息公开、案件审理流程管理、裁判文书规范制作、审判执行质效提高、法院文化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法院系统的高度肯定。一个个信息化、数字化的现代审判机关正在不断崛起!政治可靠、专业精良、务实肯干、勇于担当,是这一代法院院长的共同经历和优势所在;直面当今社会司法的基本矛盾,立足中国实际,认识到当代中国法院要发展,必须彻底改变以往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以信息化为主导,树立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理念,是他/她们坚定的改革共识。

这些法院通过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来切实推进司法公开,其“倒逼”司法公正的改革成效已经彰显出来,作为司法改革的先进单位和示范典型已不容置疑。这些改革举措,不但有力地促进了审判执行工作,使审判质效大幅提高,而且还间接地促进了司法公信力的显著提升,法院各项工作开始走上了良性运行的轨道。在这一系列推进司法公开的改革举措中,将依法可以公开的司法文书全部上网公开,甚至面向全国公开出版,尤其令人瞩目。这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有勇气接受社会监督,有底气经受考验,并敢于担当风险的改革精神!如果要问,什么是当下中国法院院长的“贡献”时,也许,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不能算是最重要的。还有人在顾虑什么?难道这也是“潘多拉的盒子”?问心无愧地把全部可以依法公开的司法文书公诸于世,这很可能就是当下中国建成“现代法院”,并重振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时刻的第一步!

 

(编者注:原文11000余字,由于本刊篇幅所限,编排时有删节,特向作者及读者深表歉意。摘自《庆阳审判》)